闪电十一人

第二天上午聂庆平正式通知我：经过总行领导反复讨论，原则同意上海组建一家股份制的证券公司，但我必须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以下几件事情：（1）把我设想的股份制证券公司的章程写出来，这是头等大事。

同时，在路径选择上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把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促进跨越发展作为实现倍增计划的有力支撑。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给予高度重视，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和落实责任制，制定更加科学系统的政策措施，确保财政保障性投入的到位。

在强调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同时，也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追求方向，表明我们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民生。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市场和政策性资金的引导作用，着力解决招工难、就业难的问题。第一，推进社会保障的扩面提标。各相关部门还要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实现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目标，明确任务，确保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期实现。要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列为各级领导干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重要内容，并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考核。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整合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实现城乡之间医疗保险关系顺畅转移接续。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符合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发展的必要性：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商言商是个极度被滥用的词，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解释。

这些为什么就不能摊在阳光下来谈呢？如果当曾成杰和重庆的那些企业家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噤若寒蝉，那么下一个轮到你我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其实数千年中国商人从来没有远离政治，一直在黑暗中与权力勾肩搭背获取利益，期望着自己比别人有更好的运气得到更多、并躲过灾祸。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无产阶级起义和革命，这些革命带来的都是权力和财产易主，鲜有观念的革命和新制度建设。资产阶级本来在上世纪50年代被消除干净，改革开放30年才逐渐从夹缝中慢慢生长出来。政治不是抽象的东西，是一个个曾成杰的权益，是人们如何合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是一条条保护或者祸害人们的规则和潜规则，是对每一条规则制定过程的关注和已有规则执行的监督，是对自己政治代理人的推举、监督和罢免

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最近一个私营的企业家社交网正和岛就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该岛成员之一、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先生说：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然而正是这些商人却偏偏喜欢把在商言商、远离政治挂在嘴边。路径依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宿命，沿着这条臭气熏天的路径走下去并不需要什么大智慧，只需长辈轻轻一点，后辈们就趋之若鹜。中国商人走到今天是自己唯小利是图一步步选择的结果。当然，一个古老的社会更换路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观念的更新，方方面面的阻碍力量都会做殊死搏斗。

资产阶级本来在上世纪50年代被消除干净，改革开放30年才逐渐从夹缝中慢慢生长出来。但犬儒行为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和繁荣吗？王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政治表达而被处罚的企业家有几个？因为和权力勾结而获罪的企业家又有多少？为什么大家对前者噤若寒蝉，但对后者前仆后继？最近因经济纠纷被执行死刑的曾成杰，在获罪之前并无批评当局和体制的记录，整个案件透露出来的是一个商人和贪官勾结给社会造成伤害、然后被官府劫掠财产、最后在非法定程序操作下成为刀下鬼的乌烟瘴气的故事。新时代还有一种玩法：在阳光下改善生态环境、改变游戏规则。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人类的贡献是卓越的，它结束了人类持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权利理论和价值体系，开创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构架。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行不是虚伪二字可以了结的。

正和岛总裁黄丽陆将这番讲话慎重传出，加上自己理解和诠释，对众岛民形成一种警示。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政治批评只是毛毛雨，真正让体制中人有动力迫害商人的，是商人们身后的财产。

从大秦亚父吕不韦，到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盛宣怀，其智慧和成就都是今天的政商两栖企业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那里，规则都在明处，企业家既肩负一家企业的兴衰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推动对自己有利的立法、推选信得过的政治家是他们的本份，遵守法律是他们的义务，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他们的权利。可这是一个龌龊的、高风险的游戏，是一条让子孙后代永远没有尊严的路。英国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先行者，其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曾历经了交织着皇权、宗教、新旧经济利益阶层、新旧意识形态50年的斗争过程，包括血与火的王军和议会军的七年战争，非暴力政变光荣革命，以及漫长的权利启蒙和政治辩论。中国近代100多年的革命掺杂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分，但最终仍然是依靠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起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政治不是抽象的东西，是一个个曾成杰的权益，是人们如何合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是一条条保护或者祸害人们的规则和潜规则，是对每一条规则制定过程的关注和已有规则执行的监督，是对自己政治代理人的推举、监督和罢免。

这番讲话和操作让另一位活跃岛民王瑛深受刺激，她立刻公开宣布退岛，并说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于是江湖上又是一番唇枪舌战。放眼全球，可以说中国商人和政治的关系最为微妙，凡是有些档次的商业活动都少不了政府官员的参与，凡是标榜成功的商人都大小挂了个政治职位：某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各级共产党的代表或委员职务。

然而，历史上附属于权力的商人们获得善终者稀，中国商人的整体形象和命运也一直在黑暗的笼罩之下，与鬼魅同族。正和岛发生的故事正是如此演绎的，大部分人对柳传志先生的耳提面命立刻心领神会，离经叛道的只有王瑛一人。

这些为什么就不能摊在阳光下来谈呢？如果当曾成杰和重庆的那些企业家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噤若寒蝉，那么下一个轮到你我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其实数千年中国商人从来没有远离政治，一直在黑暗中与权力勾肩搭背获取利益，期望着自己比别人有更好的运气得到更多、并躲过灾祸。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反思了。

王石说：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无产阶级起义和革命，这些革命带来的都是权力和财产易主，鲜有观念的革命和新制度建设。新一代中国企业家：你们能让光明战胜黑暗，走出这个千年谜局吗？ 进入专题： 商人 。

这是一种阳光下的法治游戏，如今走在这条道路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了，包括华人集聚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然而，这些在黑暗中与官府合作、闷声大发财的智慧并非柳先生首创，它散发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腐朽臭气。

在夹缝中生长实属不易，前辈被迫害的惨痛画面也让人记忆犹新，因此新一代资产阶级面对权力的谨小慎微也有可理解之处。真正需要大智慧的是回答这么两个问题：是否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这条路该如何走？环视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知道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游戏。

成功企业家王功权在7月14日发的微博中说: 我理解的所谓企业家‘在商言商应该包括：1、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在那里，商人们可以做官府的生意但不可以和官员在黑暗中勾结，官府有权监督人们依法行事而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到明确的制约。

5、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4、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在商言商是个极度被滥用的词，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解释。那么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政协委员的柳传志先生所谓的在商言商又是什么内涵呢？我想，作为一位领导着一家340亿美元营业额的企业（其中有很多生意来自政府）、并频繁出入当朝政治庙堂的人，他不会像王功权那样劝告人们远离政府，他的不谈政治，重点应该是不要批评和挑战现行体制。

3、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可惜，笔者认真阅读之后仍然认为林的论证经不起推敲，新结构经济学也和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也会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也会有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龃龉，但是总是会处于一种动态平衡，实现一种螺旋形发展，而不是像某些国家挂羊头卖狗肉，既不保护集体利益，也不保护个人利益，只保护权贵的利益，即使大家都知道哪里错了也改不动，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西哲曾云：商品经济是逻辑的母体。

我们可以假设所有的学者都是单纯的，他们只关心学理，不关心政治。有人说预算法是小宪法就是这个道理，西方最初的议会其实就是预算会议，宪政首先解决的就是财政和税收问题。